楊其輝 -「一蚊雞」低調房東貼地緩解弱勢房屋問題
不少港人低調扶持弱勢，楊其輝（Tony）是其一；小學住橫頭磡7層徙置區，後遷入秀茂坪16層公屋；獅子山下，港人住得愈來愈高，經濟也愈飛愈高，構成一幅萬家燈火的繁華畫卷。
Tony的影音工程事業也一日千里，從內地打滾到今天業務遍全球。從香港走向世界，從世界回首香港，他3年前用600多萬元買下兩層村屋，以「一蚊」租給無家可歸的婦女和單親家庭，而這只是回饋社會的一小部分。
不少遇上亞洲四小龍騰飛的人，常說：阿叔當年如何日捱夜捱，年輕人如何不知福。Tony卻不同，他輕鬆地說：「我不覺得辛苦，只是玩具少點而已。父母從大陸逃難來港，從揼石仔做起，後來在製衣廠工作，才自己開山寨厰。」這位潮州家庭的大哥，下有兩個弟弟，卻沒什麼讀書壓力；那個年代只有忙碌家長，沒有怪獸家長。
「大家純粹搵食，讀書也不想要做狀元，不科科掛紅就可以；畢業就出來工作幫補生計，這是當年的社會氣氛。」Tony說。他成績不好讀不成建築，卻見電子業興起就去理工學院（理工大學前身）讀電子，自然而然，何來生涯規劃？1979年輪到內地改革開放，1984年畢業的Tony又趕上順風車，公司派他向大西北進發！
「記得當年NHK拍《絲綢之路》，喜多郎的音樂響遍全港，人們紛紛去新疆旅遊，我卻去新疆人民大會堂做音響工程。」廣州的黃花崗劇場，當時內地首個杜比立體聲戲院正是Tony和同事們負責。後來自己開影音公司，繼續走南闖北，踏遍日本、菲律賓、印度、中東、非洲等地。
父母輩也好，Tony自己也好，光努力沒機會也徒然，他認為今天的年輕人正正需要機會，「當年也是公司給機會我，這個年代無論政府還是其他各方面，又能否給機會年輕人？這個很重要，機會有了，年輕人就能造就很多東西。」Tony語重心長地說。然而，機會除了由別人給予，也要靠自己去爭取的。
記者說當年他們回內地是教中國同胞如何做，今天年輕人就沒有這樣的優勢。他並不同意：「這可以說對，也可以說不對。我現在還做中國貿易，如果刻意比較當然沒得比，香港的財力和人力都不如。但香港還有很多條件比他們好，很多廠家都寧願給香港人做，他們會比較放心，當然這個放心有很多演繹。」
Tony覺得社會、父母也應灌輸正面的價值觀給年輕人，「比如如何看價值？是不是住多少呎豪宅？用什麼手機？尤其作為父母，一定要做好榜樣，不要把責任推給學校和社會，事實上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。」目前，社會風氣正正是互相推卸責任；就算是自己有錯，也是對方的錯所致。
與網友爭論貨櫃屋
此前，政府研究引入貨櫃屋，引來外界批評，其中提到租金高達10000多元固然離地，但說成當年港英政府把港人從山邊帶上高樓，如今港府把港人帶入貨櫃屋，卻有點誇大其事。Tony不諱言自己也跟網友有過爭論，「我覺得先不要什麼都入大陸數，很多處境都不一樣。任何政府都要解決居住問題，這也不是香港獨有問題，鄰近的新加坡也一樣。」
「我那次在網上留言，你知道受到多少攻擊嗎？我後來乾脆不回應。你說我親什麼嗎？我自己也不知。港英當年是有好處，很容易當機立斷，說做就去做，沒有那麼多麻煩事。如今社會比以前複雜，處境和港人的質素都不同，搞好香港需多方面配合，更要大家一起努力和付出。」他帶點無奈地說。
「反對開發郊野公園的人，有多少人住在劏房呢？反對開發高爾夫球場的人自己又住哪裏？社會有不同的人群，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強硬點，不強硬做不到實事。政府不可能遷就所有人，不然最終只會一事無成。」
他3年前買下兩層村屋，以「一蚊」租給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，配合附近一所教會提供適切的支援，讓女士們整頓好自己踏出新一步，達到生命的轉化。「他們的概念很好，屬於短期租住，那就可以服務更多人。」
寧供樓增受惠人數
然而，Tony不希望房屋外表曝光，影響受助人士，巧合的是，記者常經過他租出的村屋。「我7月做訪問也只是見（傳媒）10分鐘，做善事未必要那麼多人知道。外面就是輕鐵站，很方便。不過我首選是深水埗地鐵站附近一單位，可惜一猶豫就被人家買走了！」可見，香港人置業上車有多難，連做「一蚊雞」業主也難！
Tony一直保持低調，多次拒絕接受訪問；但因為見到新一屆政府加大力度解決住屋問題，社會有很多議論，希望以低價出租住宅單位予社福機構，於是覺得時機已到，才願意接受訪問。他過去幫過不同的慈善團體，本月20至28日還將出席基督教聯合書展，分享自己如何扶持香港無家者的過程。
有趣的是，他並非一次過買下該兩層村屋，「那天我跟同事聊天，才無意中說出房子是供的，他都不敢相信。我說，如果我可以一次過給600多萬元的話，我會選擇供好幾套房子，讓更多人受助。這房子要供到2030年，所以我是有點儍更更的承諾。」本身是基督徒的他，坦言冥冥中有力量促成此事。
類似廉價租地方給有需要人士的計劃，Tony過去一直有做，只是這次被傳媒公開而已。「我在找房子的過程中，看到劏房的惡劣環境，更覺得香港人實在不容易。」難怪記者多次要他分享艱苦的童年，他每次都說：「我真係覺得自己好幸福呢！」令記者啼笑皆非。
Tony也一直與年輕一代合作，提供資金讓他們盡展所長，「比如茶餐廳看到的拉濶電視（Live TV），
就是我和幾個年輕人搞的，他們出橋，我出錢。能夠聽他們的看法，自己也學到很多，當然學費都幾貴！哈哈！跟所有人合作都一定有開心和不開心，世事就是如此。」
劏房猶如父母經歷
雖然他戲言退休後不知道還會不會繼續善行，但言語間卻似乎有了答案，尤其對類似播道兒童之家的慈善機構。記者分享電影《一念無明》裏的故事，原來播道兒童之家就有類似的情況，只是有精神病的是父親，內地母親離婚後離去，兒子則被迫戰戰兢兢地與父親同住，一天都在外面閒逛，只回家睡覺。
「《一念無明》在那麼小的空間拍攝不簡單，我也相信類似的情況並不鮮見。我當時去看劏房，看到所有家當都在床上，就像我父母當年來港一樣，整副家當都用擔挑挑着。」他還關心少數族裔的情況，坦言社會不能忽略他們，「一旦因歧視產生自卑感，會走兩個極端，一個是努力發憤，另一個是破壞性的。」
Tony的業務遍布全世界，他也因此去過不同的地方，除了喜歡用鏡頭拍下風土人情外，還親自感受當地的發展，「比如印度的分公司主管，要是沒有外國企業提供機會，他再怎麼讀大學，最後還是回老家耕田。這就是一個地方發展的重要性，人們也能得到更多機會。」
資料來源: [ 信報 ]
